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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先生
编辑|任先生

1974年，彭德怀收到了一个宛如晴天霹雳的消息：自己被确诊患有结肠癌晚期，生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弥留时刻。

然而，对于这位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帅来说，他对死亡早已无所畏惧。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更关心的是共和国的未来。

因此，彭德怀决定抱着病体，为共和国的领袖，毛主席写下一封亲笔信，告诉毛主席一定要警惕党内的一名“坏人”。

在彭德怀这封给毛主席的亲笔信中，这名潜伏在党内的“坏人”早在多年前就已经背叛革命，更可怕的是——这名“坏人”甚至在党内一度占据高位。

那么，彭德怀信中检举和揭发的这名坏人，究竟是谁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彭德怀对共和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担忧？被彭德怀检举和揭发的坏人，最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

彭德怀信中的“坏人”，究竟是谁

纵观彭德怀的一生，他从1928年发动平江起义，踏上革命征程；1940年发动百团大战，给予日寇沉痛打击；1946年转战陕北，保卫中央安全；1950年临危受命，挂帅抗美援朝——可以说，彭德怀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共和国。

而彭德怀在生命最后的弥留之际，给毛主席写下亲笔信，检举揭发潜伏在我党内部多年的特务，这一行为也是只有公心，没有私情。彭德怀的一生中，或许遇到过一些与他政见相左的人，但他刚正不阿的品行，让彭德怀很难说有什么私敌。

彭德怀在1974年病逝前，给毛主席写下的信中要检举揭发的人，正是当时担任我党副主席的康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彭德怀会检举揭发康生呢？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康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康生在我党内的投机，主要体现在他立场的摇摆不定上。康生原名张宗可，之所以改名为康生，是因为他早年曾有一段留学苏联的经历。在我党的“留苏派”中，对我党历史影响尤为深远的莫过于王明。

王明在我党历史上位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有着对理论书过目不忘的本事。

由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手拈来，王明曾一度受到苏联来华顾问鲍罗廷的赏识，这让王明在我党早期历史上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来到江西瑞金的王明，甚至曾一度免除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这也是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的原因之一。

在王明权势滔天的时候，留苏的康生曾一度投靠王明，成为了王明的左膀右臂。因为王明是一个赤裸裸的亲苏派，康生甚至不惜放弃了自己原本的名字“张宗可”，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俄语名字“康斯坦丁”，他的俄语名转译成中文，也就是“康生”，这足以证明康生当时为了巴结王明，阿谀奉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但是，随着王明的倒台，康生立马又换了另一副嘴脸。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我党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在我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被重新确立，红军才得以转危为安，顺利抵达陕北，种种历史事实已经不言而喻地证明，究竟谁才是中国革命真正的引路人。

在王明失势以后，康生迅速疏远了王明，这让他在后来依然在党内颇获重用。

倘若康生的“投机”仅仅只是他道德和人品上的问题，或许彭德怀还不足以指证康生是潜伏在我党内多年的“叛徒”。但事实上，康生真的在他的革命历史上有过一段叛党的经历。

20世纪30年代，在康生远赴苏联之前，康生曾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方面严苛的搜捕，康生很快被抓捕入狱。在监狱内，康生受尽了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不得不表示“退党”，并透露一些我党的相关情报以表忠心。

但是，康生“叛变”的消息，却在当时只有一个人从国民党的监狱内带了出来，这个人便是同时期被国民党一起抓入监狱的陈赓。

1927年南昌起义期间，陈赓腿部中弹受伤，因此被转入上海治疗。由于叛徒的出卖，陈赓被捕入狱。但因为在北伐战争期间，陈赓曾对蒋介石有过救命之恩，所以当时蒋介石无意杀害陈赓，而是将他关押了起来，这也是陈赓在监狱内打探到康生“叛变”的原因之一。

后经过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和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上下打点，陈赓成功逃出监狱，并向党组织上报了康生“叛变”的消息。

但由于当时上报康生“叛变”消息的，只有陈赓当时一人向党组织上报，因此许多人都难以确定康生是否叛变的“真假”，随着康生后来同王明一起前往苏联，“康生叛变”一事就逐渐被人淡忘。

可是，彭德怀却从始至终对康生叛变一事深信不疑。这是因为，陈赓是彭德怀的亲密战友，彭德怀向来以脾气暴烈著称，然而军中只有陈赓敢开彭德怀的玩笑。两人在战场上是亲密战友，在战场之外便是知己，以彭德怀对陈赓的了解，彭德怀坚信陈赓不会平白无故去无端指责一名党员是“叛徒”。

而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康生的投机行为再一次坚定了彭德怀认为康生是潜伏在我党内部叛徒的决心。

庐山会议前后，康生究竟做了什么

由于康生在王明失势后，迅速疏远王明，因此康生在党内的职务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期间，康生主要负责延安的安全保障和情报部门工作。

1946年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下令让康生前往山西省监督土地改革。然而，在土地改革期间康生针对地主粗暴的举措和态度，让他在人民群众中十分不得人心，新中国成立后，康生曾一度在家中赋闲，失去了在党内显赫的地位。

在被免除掉重要的职务后，康生一度处于闷闷不乐的状态中，后经过医生诊断，康生在当时似乎还患上了精神衰弱症。

但是，随着1959年庐山会议的召开，当康生得知彭德怀身陷舆论漩涡之中的消息时，康生不由得兴奋了起来，对身旁的人说道：“我这个人就是好争，好斗，只要一谈到这两个字，我立马就不困了。”

在庐山会议上，康生为了污蔑当时深陷漩涡之中的彭德怀，手段堪称无所不用其极，康生无中生有地对彭德怀攻击道：

“彭德怀，你给自己取号，号石穿，你这是有多大的野心，滴水石穿嘛！”

面对着康生的胡搅蛮缠，彭德怀怎么也没有想到，康生竟然会用自己的名号来攻击自己。但是，更令彭德怀意想不到的事还在后面——

“彭德怀，你搞了一个军人俱乐部，究竟是有什么样的用意？你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

面对着康生的无端指责，彭德怀只好做出反击，他说道：

“军人俱乐部是毛主席的一个比喻，比喻你懂吗？就是说我和其他解放军同志的关系都很好，并不是有什么阴谋，我相信以我过去的功绩来看，我可以证明我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

但在庐山会议当时微妙的氛围环境下，彭德怀的这些辩白都无法让自己脱离困境。在康生的污蔑之下，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免除一切职务，在家中以耕种为生。

一个曾经确实有过背叛我党“黑历史”的叛徒，去污蔑一个为国家和人民效忠一辈子的人民公仆，这是何等的讽刺！

但是，历史的真相不容任何篡改，对于自己犯下的历史错误，康生自己本人也心知肚明。1974年，在彭德怀患上肠癌，生命进入弥留之际，康生的生命也走到了最后的尽头。

据康生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称，晚年的康生时常神志不清，经常大吼大叫说自己“不是叛徒”。在康生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甚至还要求人用担架抬着自己，到周恩来总理面前陈清自己不是“叛徒”。

但是，康生的这一系列举措，只会显得他欲盖弥彰，更进一步坐实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背叛我党的不争事实。

彭德怀、康生，各自面临怎样的结局

在彭德怀写完检举党内有“叛徒”和“坏人”的亲笔信后，彭德怀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前半生为国征战，后半生饱受病痛和不公的摧残，是时候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病逝世，享年76岁。

由于彭德怀当时并未获得公正的历史评定，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阻挠，彭德怀在遗体火化之际，竟然只用了“王川”二字来匿名，身后的葬礼也十分惨淡。

与之相对比的是，1975年康生病逝后，当时中央曾一度给予了康生一生高度的评定，将其骨灰收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并授予康生挽联，身后享尽哀荣。

但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也终究会给予那些为人民和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客观、公正的评定——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后，在邓小平的不懈努力下，彭德怀终于得到了平反，被称誉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伟大的军事家”。

在彭德怀被平反后，彭德怀的追悼会也得到追补，彭德怀本人的骨灰也被移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的冤假错案也开始逐一得到梳理，人们发现：原来康生是相当一批冤假错案的“始作俑者”。遗憾的是，由于康生在1975年病逝，因此人们很难再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追究责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生可以就此逃脱惩罚。国家最终决定，在对康生的历史定性上，将其纳入“反革命集团”的叛徒行列，并撤销掉康生的挽联，要求其亲属将康生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这让康生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少有几个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移出的人。

纵观康生与彭德怀迥然不同的人生结局，我们会发现：人这一生或许会历经浮沉，但有两样东西在路上不可或缺：一是自己的理想，二是自己的良心。任何背离人民，背弃自己信仰的人，终究会被人民所不齿，即便一时权势滔天，也难免被钉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